云南大学第十届（2018年）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暑期学校讲座纪要

讲座题目：《发展的底线：必须尊重澜沧江文化生态的独特性》

主讲人：杨庭硕

时间：2018年7月24日星期二 14:00-15:30

地点：云南大学东陆校区文津楼A座报告厅

整理人：张润东（朱拉隆功大学）、曹芸芳（云南大学）

统稿：曹芸芳

2018年7月24日下午，云南大学第十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生田野调查暑期学校的第二讲开讲，本次学术讲座是由杨庭硕教授为学员们带来的《发展的底线：必须尊重澜沧江文化生态的独特性》，讲座主持人是 马翀炜教授。

主讲嘉宾简介

杨庭硕教授是吉首大学终身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指导教师，中国民族学学会生态民族学专委会顾问，中国西南民族学学会理事。湖南首个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遗址”学术指导、首席专家，湖南首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学术指导、首席专家。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内蒙古大学等国内高校客座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韩国江源道大学、日本大阪博物馆等国际高校和科研机构客座教授。

本次讲座主要围绕《发展的底线：必须尊重澜沧江文化生态的独特性》分为三个主要部分：一、澜沧江流域的独特性和发展的艰巨性；二、对生态的误判例举；三、对文化的误判例举。

一、澜沧江流域的独特性和发展的艰巨性

澜沧江流域的独特性和发展的艰巨性是诸多学者都关注的问题。而发展必须要有所尊重、有所顾忌，底线主要分为以下三个维度：

生态；每一种生态系统都能够自立运行、自我组织。但是如果突破底线，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系统就很可能快速蜕变。蜕变的结果不仅生态系统受损，相应的人情乃至整个国家都会受到牵连。所以生态作为底线，这样才可以保证整个生态系统独立运行且无限延伸。

文化；文化作为一种底线，其原因很简单。因为发展需要通过文化实现，生态的维护也需要通过文化维护。没有文化的维护，生态要保持稳定是不可能的。所以既要实现保护，又要实现高效利用。因此只能在利用中谈保护，而不能架空谈利用，因为可持续利用才是目的。

特殊的历史构成；特殊的历史构成是学习民族学研究较少注意到的一个维度。每个民族的历史构成是独特的。把历史构成作为底线是因为人类系统和生态系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拥有不同的运行法则。因而，没有生态系统认知人类社会，只有人类社会站在主要地位去认知生态系统。

杨教授还提到，当代的科学系统可以帮助处理好及时的问题，但是要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验教训就会很难办到。

1.1自然与人文要素的交织

湄公河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流域面广、生态系统错综复杂，含有几乎所有生态系统。比如：热带雨林、热带湿地、季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季风温带区、阔叶林区、针叶林区、草甸区，干热河谷系统，喀斯特地貌中的藤桥森林生态系统等具有特殊性的生态区。它是全球生态系统中最北端的热带雨林分布区。出现该特殊性是因为澜沧江-湄公河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来自海洋的热带季风可以沿着河谷向上流动，突破自然的分界线。

人文方面，湄公河地区有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各个海拔分布着不同的少数民族。而生态系统早已渗入了很多文化的内容。比如，农牧结合、耕牧结合的迪庆地区。

1.2历史问题与当代延伸

教授以玉米与核桃的对比解释湄公河河谷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另外还提到《齐民要术》对湄公河河谷里的核桃种植的贡献。

1.3发展选择的挑战

在本节中，澜沧江流域发展选择的挑战主要体现在稻米种植的选择上。比如大理稻田与景洪稻田在稻米种植上的选择。

1.4应对挑战的偏颇

在应对发展挑战遇到的问题上，教授主要举西双版纳橡胶种植与芭蕉种植为例子。

二、对生态的误判例举

我们为什么会对生态问题误读，不是大家有意要误读，而是因为我们的认识水平还达不到。

第一个是对土壤肥力的误判。

提到耕作、畜牧土壤肥不肥，到西双版纳看到一片绿荫就会觉得这里的土壤很肥沃，但是会没想到旱季的时候灰土也会飞扬。同样的道理，对各地的土壤，尽管可以划定它的各成分含量有多少，但这是一个可变的数字，还有一些因素不会变，但是往往会被忽略的。以布朗族和基诺族的刀耕火种为例，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结论说这种刀耕火种很浪费地力，在砍烧完种上小米之后的第二年肥力用光就会弃荒，然后又重新种植，就是把肥力耗竭。这个结论有问题，如果种的不是小米而是其他植物肥力根本不会枯竭，比如种块根植物如葛藤、木本粮食作物、草本植物如苦荞都不会有问题。为什么种小米会有问题？原因不是肥力问题，是因为小米的原产地是中国的内蒙古高原，这里土壤成强碱性，发育于此的小米生物属性不改变引入到西南山区、澜沧江河谷种植最佳的位置是山脊段的梳植草地生态系统，刀耕火种。刀耕火种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烧到土地成碱性适于生长，就可以结实，否则就会只长草不结实或根本长不高。但是换一种植物就是另一种状况，所以对于肥力的判断在这个问题上要重新思考。

同样的道理，有的地区不是没有肥力，而是气温太低，肥力不会降解，微生物不活跃，所以尽管有大量的有机子但是种不出庄稼来，如何种出庄稼来也是要回到前面的要素。彝族、藏族、纳西族有一种粪种法，把草、树叶和牛粪让牛羊践踏，然后晒干，之后铺在地底下。最不可思议的是在夏天营地把羊圈起来，堆积上一层厚的羊粪之后在上面撒上种子，就可以种出好庄稼，是羊粪提供肥料吗？是因为这些地区只要有些植物降解就够植物生长。问题是像迪庆、康巴或青海地区气温太低，三千米海拔地区下面八十公分以下是永冻层，永冻层下面是盐碱地层，这两层是最有害的，如果庄稼的根低于九度以后就会休眠，无法生长。而用前面的方法垫等于一层毛毯，这样种马铃薯、青稞、豌豆其实没有着土，是在腐质层里面长，这种创新方法可以解决低温问题。因此对土地肥不肥的理解是很值得注意的，在生态领域的研究中要逐步修订，对小环境的生态、文化、历史作精准把握，发展才不会触底线。

第二个是对气候特征的误判。

云南省是春季森林火险的高发区，有自然和人为原因。从自然原因看，火点主要分布在云南北部，这一带和孟加拉湾气流连在一起，干季和雨季差异很大。干旱季节非常少雨，所以森林火险很大。森林火险其实不可怕，如果种成已经矮化过的树，有牲畜密集放牧的情况下不会出大问题，相反是把树覆得很高危险很大。曾经从日本引进的落叶松在这些地方也有种植，但因为是外来物种，落叶虫鸟都不吃、细菌也不沾边，日积月累之后有一米多深的落叶层，非常危险，森林火情就是这样来的，一烧就是一大片，而且不是明火是底下烧，救火队进去会爆炸。这其实是生态环境出了问题，我们误读了气候。这些地方降解速度很慢，外来物种的更慢，这样情况下积累的可燃物质才是最大的危险。

第三个是破坏性与建设性难以区分

这里讲的不是说多做贡献少做破坏，而是要清醒的认识破坏与建设在生态系统维护与发展中其实是并存的。中国有句古话：“有一利必有一弊”，如何放大其利抑制其弊才是最重要的，不可能设想任何行动都只有好结果没有坏结果。比如修水电站，这是利国利民，但是在不同的区位修水电站得到的结果是不同的。在澜沧江河谷修筑水电站就意味着改变了原有生态系统，造成的后果是很难预测的。在澜沧江、怒江上游修建水库后水位会上升，原来的生物植被会被水淹。水库一旦形成，因为水位上升暴露在阳光下的面积增大，蒸发量会加大，这是很可惜的。有何办法控制这种结果呢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水位升高以后的另一弊端是河流没有过渡带，过渡带有很多生物并存才能维持生态系统。所以在发展的时候要百倍警惕副作用怎么避免。人类和生态系统之间是两个不同的体系，需要靠人去认识，靠经验积累找到结合点逐步磨合达成制衡，所以要做到弊利均注意。

第四个是对生态的承受力估计偏高、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难以区别

对生态环境的承载量评估问题是一个老话题，很多专家都有研究，但是在澜沧江地方会存在新问题，由于这里的生态系统和民族文化很不相同。有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植物，但在当地有重要的生态价值：桄榔、葛、木薯等。这些曾经的粮食作物现在成为濒危植物了，国家划定了保护区，这些产生的淀粉做馒头、包子都行，现在在很多东南亚国家都还是主要的粮食，有些植物还可以食用，皮可以做衣服，有多种用途。但是这些地方资源很丰富但是人很贫困，没有把这样有用的植物用起来。前面所言的玉米之类的种植代替一些块根植物的耕作反而把问题暴露了出来。我们过去的食物是以历史的延伸来看待一个植物的性质，而没有注意到环境变了，因以前交通不便木薯葛藤之类的不便作为税收的一部分运输便不再种植，而现在交通发达了应该考虑恢复。澜沧江河谷的贫困不在于资源，而是没有实现它的价值，此前被历史埋没的东西需要去借助民族历史文化经验发掘利用，才是发展的一个路径。

三、对文化的误判例举

第一个是对农耕类型文化的误读

湄公河下游地区的水稻耕作，既要应对旱季缺水问题，又得应对深水沼泽耕作困难，还需要应对病虫害的肆虐。因而这里的水稻种植，在季节和耕作方式上与中国境内的水稻耕作呈现出极大的反差。有很多认为农耕民族就是精耕细作种植水稻，如傣族，但是傣族的食谱上有很多野生动植物（如青苔、蚂蚁），食品构成多样化。其实西双版纳的傣族的产品至少百分之三十是来自游耕文化的，还不是固定农耕的。怎么把生物多样性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就是要破除对固定农耕的误读。

第二个是对游耕类型文化的误读

游耕文化的综合产值并不低，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并不大，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反而有利。但从农耕文化的视角出发，往往被误读为愚昧落后的生产方式。这是就单种作物产量所下的结论，而游耕文化类型为多物种、多产业复合经营的特点，因而需要计算其综合产值和生态价值，以农耕文化的方式淘汰游耕类型文化是一种误判。

第三个是对游牧类型文化的误读

总以为游牧就是饲养马牛羊，其实不是的，在澜沧江河谷里面驯养过的动物很多，在历史上云南驯化过的动物非常多，现在认为只能养马牛羊是狭隘的观点。举例西双版纳的人象之争，对这样的动物就是要驯养，一面驯养一面保留野生种群，相互对话。高海拔区段的游牧文化，对高原生态环境，特别是地下用冻层的干扰具有很强适应能力。如果在这些地区实施固定农耕，将导致生态的退变和水资源的枯竭。

第四个是对外来文化缺乏清晰的认识

外来作物引种是众多生态灾变的总源头，为了维护澜沧江流域的生态安全，需要严格管控外来作物引进和利用，需要深入理解当地各民族本土知识和技术的独特价值。

   总之，不同类型的文化，农耕、狩猎、游牧、工业文化各有其价值，现在大家最熟悉农耕和工业文化，所以往往用固定农耕文化和工业文明的价值去评价其他的文化，这是不正确的，要把各民族的本土知识、经验、生活习惯、生计方式和整个社会组织、生态环境的匹配做一个整体的把握，才能得出重要的结论。